《发明中国诗：中国古诗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

作者：谭夏阳

版本：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8月

1920年代中期，美国第一次现代主义诗歌运动退潮，中国诗的热潮也随之陷入低谷。但在195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诗坛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之下，又形成了第二次现代主义诗运动，被称作“旧金山文艺复兴运动”。令人惊叹的是，这次热潮竟又与中国诗联系在了一起，并且持续的时间更长。与第一次现代诗运动关注中国诗的句法和意象不同，新一代诗人把触觉深入到中国诗所蕴含的“禅”与“道”的精神，希望紧紧抓住中国美学的核心，找到治愈精神创伤的良药。

1950年代，二战给参战士兵和历经战火的人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尚未平复，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又让全世界笼罩在“冷战”的阴霾之中。美国本土虽然没有遭受战争的侵害，战后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创造了繁荣的物质文明，但高度的工业化使人的精神异化，年轻一代看不到希望，感到苦闷和彷徨。他们质疑和否定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流文化对抗；他们衣着古怪，玩世不恭，发泄着对现实的不满；他们反对秩序，厌恶工业文明，寻求绝对自由；他们想逃离人情冷漠的社会，逃到一片超脱宁静的天地中去……中国的禅宗成为了他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出路。这个以年轻诗人和作家为代表的群体，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垮掉派”。

王红公

那个时代，美国诗坛东西两岸各有一位“诗歌教父”：东岸是威廉姆斯，西岸为王红公。威廉姆斯直接影响了金斯堡等人，王红公则将加里·斯奈德等人带进了诗坛。

1950年代中期，王红公和几位诗人、艺术家一起在旧金山举办了第六画廊诗歌会，这次朗诵会标志着“旧金山文艺复兴”的兴起，直接宣告了“垮掉派”的诞生。王红公的诗歌创作对“垮掉派”的形成与成熟产生过重要影响，并帮助和提携过金斯堡、劳伦斯·费林盖蒂和斯奈德等一大批青年诗人，被称为“垮掉派的教父”。不过，由于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创作局限于某个流派之内，所以他从不承认自己是一位“垮掉派”诗人。

王红公毕生都与中国诗联结在一起。

王红公（Kenneth Rexroth，1905－1982），美国诗人、翻译家。

年轻时，他曾南下新墨西哥州，向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宾纳求教。在宾纳的引领下，他开始接触中国文化，学习中国古诗和汉语，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前，西方学者一直推崇李白的诗作，而王红公在研究中国诗歌时发现了杜甫的魅力，在他的翻译与推崇之下，逐渐扭转了西方学者的偏见。

发现杜甫是王红公对美国诗歌的重要贡献之一。

1956年，王红公翻译出版了《中国诗百首》，对垮掉派诗人和整个诗坛的影响都很大。1970年，他在《中国诗百首》的基础上，继续翻译了100余首中国古典诗歌，并以《爱与流年：中国诗百首续》为题出版。1972年，王红公与学者钟铃携手翻译并出版了《兰舟：中国历代女诗人诗选》。1979年，他与钟铃再度合作翻译了《李清照全集》。

王红公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诗风开阔沉稳、宁静深远、典雅飘逸，如同中国山水诗。他的某些仿中国诗甚至可以乱真，比如《红枫叶》这首诗，描绘诗人驱车驶过小城，那里曾住过他年轻时的恋人，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沿着河驶去，

看到一个孩子在钓鱼，

在清澈的河水中，

在纷纷的落叶里。

然后，我驶向雾中的落日。

（赵毅衡译）

诗人借助自然景象表达主观情绪，让读者和大自然作直接交流，而不是在诗歌中直接宣泄主观感受，这和第一次诗歌运动中意象派所提倡的客观描述相类似，是美国诗人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养分后的一种创造性继承。

与庞德一样，王红公喜欢在中国译诗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往诗中揉进自己的想法，成为一首全新的诗。

《山村》

［美］王红公

野花野草

长在古老的庙宇

石阶上。太阳落到

青山之间。燕子

昔日在王府

画栋下筑巢

今晚却飞到

伐木匠和石匠家里

比石阶古老得多

是这石墙

平垒的巨石

盖满青苔蕨草。要是你

悄悄走近，模仿住在这里的

树蛙的叫声，你可以跟它们

交谈终日。

（钟玲译）

这首诗共两节，第一节显然是翻译自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王红公的处理当然只是一种意译，不用计较翻译的准确性，将原诗意境基本还原就可以了。关键是第二节应该如何去延展。在这里，王红公处理得比较巧妙：沿着石阶再回到古老的庙宇，循着鸣叫找寻树蛙，如果能模仿它们的叫声，“你可以跟它们交谈终日”。一种野趣被传达出来，却又自然而然，整首诗连接起来没有半点违和感，足以说明王红公在充分理解原诗的基础上，出色而贴切地发展了原诗的意涵—所有浮华，终归回到自然中去。

王红公非常欣赏宾纳翻译的元稹诗《遣悲怀》，他认为这是写得最好的悼亡诗。在哀悼妻子时，他也写出了自己最好的几首诗：

月亮落入幽深的雾中，

好像金斯河峡谷

装满了细密、潮湿、温暖的纱布。

石头在暗暗发光——

望景崖，我们躺着

又是一个满月，我们第一次

窥见月亮的这个峡谷。

他的组诗《金斯河峡谷》就像元稹的《遣悲怀》，追忆了夫妻间生活的某些细节，写得情真意切，十分动人，其间还串联起了元稹的诗，衬托出妻子离开之后的孤独：

想起元稹伟大的诗篇

凄切得叫人无法忍受；

在春水边，我孤独，

比我以前能想象到的

更为孤独。

王红公曾对钟铃说：“我认为中国诗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的诗。我自己写诗时，也大多遵循一种中国式的法则。”什么法则呢？就是在诗中表现具体的图景和动作，以及诉诸五官的意象，并创造一种“诗境”。你看，他对中国诗的这个理解，和意象派几乎没有差别，就是细节具体具体再具体，并让五官可以感受到。至于“诗境”，王红公是这样理解的：

必有一个特定的地点，一个特定的时间。……如果描写松林中远远传来一声钟响，一定是群山之中有座庙。用这种方式，能令读者置身于一‘诗境’中，令他置身在一个地点，就像令他置身舞台之上，成为演员之一。……这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基本技巧。

可以说，在当时的美国诗人中，敢说比王红公更透彻地理解了中国诗的意境，恐怕还真没有。因为王红公不但理解，而且将它总结成可以操作的方法—从理念到实施技巧，这才是真正将“任督”二脉打通。

加里·斯奈德

如果说王红公是“垮掉派”出现以前的“垮掉派分子”，那么加里·斯奈德就是一位没有垮掉的“垮掉派”诗人，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垮掉派”精神。

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美国当代著名诗人，被誉为“美国的寒山”。

1950年代，禅宗开始在美国盛行。与此同时，寒山诗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寒山是一位唐代诗人，号寒山子，只因他隐居于浙东天台山寒岩洞中，而自号寒山。他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是貌不惊人，衣衫褴褛，疯疯癫癫，却偏偏傲视众人，希望别人来朝拜他。他的诗通俗易懂，很少用典，不讲求格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形容“其诗有工语，有率语，有庄语，有谐语……今观所作，皆信手拈弄，全作禅门偈语，不可复以诗格绳之，而机趣横溢，多足以资劝戒”。这些特点与传统唐诗的典雅含蓄、敦厚庄重迥然不同，因而也不被正统文学重视，只流行在民间和禅林之中。

寒山诗以“禅”为根本，其如禅宗偈语般简明，不用复杂的典故或象征，与垮掉派的诗歌主张不谋而合；寒山追求佛教的理想精神，隐于山林，唾弃“文明社会”，更可以作为垮掉派的代言人。如果仔细观察，寒山及其作品确实有嬉皮士的风范。首先寒山衣着奇特，行为举止随便，自乐其性；而嬉皮士则蓄发、赤足、挂耳环、着异服，不拘泥世俗陈规，在这一点上两者的气质相同。怪不得斯奈德第一次见到寒山的画像时会感到震撼，以致在现实中，斯奈德常常将两者混淆一起：“在美国的果园，流浪汉露营地和伐木工人的野营中，经常可以遇见寒山和他的伙伴拾得。”斯奈德敏锐地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人与寒山形象的关联，两者生活状态的相似性，造就了寒山现实性的一面。

在现实生活中，斯奈德也活成了寒山的样子。

艾伦·瓦兹这样描述斯奈德早年的生活：“他临时的住处是山谷斜坡上陡峭山路尽头的一个小棚子，没有任何生活设施。当他需要钱时，他就去做水手，或是做伐木工，不然他就耽在家里，或去爬山，同时一直在写作、学习、修炼打禅。”斯奈德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去感知寒山的生活经验，以自己的世界去感知寒山的世界，从而获得心意的相通。他说：“我在山中呆过很长时间，因此对寒山这一地理环境了如指掌。相反，要我对中国诗中的妻妾、宫宇或者是战场同样熟悉几乎是不可能的。我的翻译有一部分几乎是对我在内华达山所历所感的一种身体感应。”斯奈德笔下的“寒山”其实就是内华达山，他索性把寒山美国化、自我化了。

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是杰克·凯鲁亚克，他在1948年前后就提出了“垮掉一代”的命名。1957年，他的小说《在路上》出版，被视为“垮掉一代”的精神写照。一年后，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推出，此书的卷首就标明：“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书中以斯奈德为原型，将寒山与斯奈德的形象合二为一，融为一体。小说讲述了达摩流浪者对真理的激情探寻，他们冒险集中在对禅的追求上，最终引导他们攀上内达华山脉，去体悟孤独之道。这本书是对禅之道以及生命的思索，它将寒山的形象深深嵌入美国年轻人的心中，引起读者追捧，使寒山成为追求独立、反叛、自由的“垮掉一代”的偶像和精神象征。

斯奈德1930年出生于旧金山，少年时代在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的山林中度过。他从小熟悉大自然，热爱大自然，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成为登山爱好者，经常露宿于野外。中学和大学时代由于谋生需要，他时常辍学，做过伐木工人、山林防火员、海员等各种工作，可以说，美国中西部的自然景色给了斯奈德很大的滋养。后来，他遇到了中国诗，更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我第一次读到英译的中国诗是在19岁，当时我理想中的大自然是火山口上49度的冰坡，或是绝无人迹的处女林。中国诗使我看到了田畴、农场，砖墙后面的杜鹃花丛—它们使我从对荒山野岭的过度迷恋中解脱出来。中国诗人有一种超绝的诗艺，能使最荒莽的山岭现出人性，证明大自然是人最好的住处。

斯奈德读到的中国诗来自庞德和韦利的译本，后来在里德大学时期的同学菲利普·惠伦的影响下，迷上了禅宗。1953年，他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包括中文和日文在内的东方语言、文化和哲学，师从著名华裔学者陈世骧。他与陈世骧相处融洽，亦师亦友。在一次画展见到寒山的画像之后，斯奈德选修了有关寒山的课程，阅读了不少铃木大拙的著作，逐渐对禅宗及寒山诗歌产生兴趣。

最早将寒山译介到英美的是韦利。1954年，韦利在著名文学刊物《文汇》上发表《寒山诗27首》，文中有对寒山生平的简介，这是英语世界对寒山诗的首次介绍，迅速引起了英美诗界的注意。斯奈德随后也读到了韦利翻译的寒山诗，但对韦利的译本不甚满意，于是在陈世骧的指导下，开始翻译寒山的作品。

1958年，前卫文学杂志《常春评论》发表了他所译的24首寒山诗。与译诗一起发表的，还有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所作的《寒山子诗集序》。斯奈德以精练的笔墨，对寒山称号的由来、生平、诗作、传说做了简要介绍。在简介中，斯奈德探讨了他对诗人寒山的理解。他认为诗人寒山的形象是“衣衫褴褛的隐士”，其诗歌用唐代白话撰写，通俗且富有新意，并指出寒山融入了道家和佛家的思想。

斯奈德的译诗一经发表，便受到美国青年文学爱好者的追捧，“寒山热”应运而生。寒山诗也由此在大洋彼岸获得“重生”，成为“垮掉一代”的精神食粮。

在旧金山，斯奈德结识了一大批“垮掉派”作家诗人，如金斯堡、凯鲁亚克、王红公等人，并很快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日常活动中，他一度和“垮掉派”中坚分子凯鲁亚克同居一室，后来成了凯鲁亚克小说中的人物，这也是一份机缘。

斯奈德跟前辈诗人王红公也交往密切。

1950年代初期，年轻的斯奈德经常与其他诗人一起去雷的寓所，其间或探讨诗歌创作，或朗诵诗歌，他创作的自然题材诗歌，受王红公的影响很深。雷也相当赏识这位年轻人，曾在著作中称赞斯奈德是“同辈诗人中最博学、最有思想、写诗最游刃有余的人”。在王红公的引介之下，斯奈德加入“垮掉派”，并成为核心人物。

1955年秋，斯奈德参加了在旧金山举办的第六画廊诗歌会，斯奈德在朗诵会上朗读了自己的诗作《浆果盛宴》，这是一首自然之诗，宁静而沉着，与金斯堡直来直去的呼喊嚎叫、格雷戈里·柯尔索年少气盛的高昂抗议，以及费林盖蒂的尖锐指控，都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整个诗歌运动中，斯奈德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斯奈德反对破坏自然的工业化，但他并不反感人类文明，尤其是古老的文明。他有许多主张与“垮掉派”不同，比如极力反对吸毒：“当人吸食毒品时，他就失去了理智、意志和同情心。此外，一个人吸毒成瘾，对世界上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垮掉派”从1956年开始声名鹊起，逐渐占据各大报刊的重要版面。此时斯奈德却远渡日本，去追寻心中向往的东方文化和禅宗佛学，这一去便是十多年。在日本期间，他出家为僧三年，醉心于研习禅宗，并翻译了不少日本诗歌和典籍。

1969年，斯奈德携日本妻子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山林中隐居，每年会有一段时间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授课，讲授文学创作和现代诗歌。对于群山之中的静谧生活，斯奈德乐在其中，他买下山中的大片土地建起房子，还筑有一间禅房。他一边养蜂、养鸡、种菜；一边品读寒山诗歌、研读佛经、打坐修行，俨然就是当代的美国版寒山。

1965年，斯奈德出版了诗集《砌石与寒山诗》，反响甚大。诗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斯奈德的第一部诗集《砌石》，另一部分是他翻译的寒山诗。在寒山诗部分的译序中，斯奈德解释“寒山”的含义：“寒山之名，取自他住的地方。他是中国古代衣衫敝旧的诸多隐士中一个山野疯子。当他说到寒山，他指他自己，指他的居处，也指他的心境。”寒山是人、境、心的合一，这便是斯奈德对寒山的理解。韦利在第一次译介寒山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见解：“寒山”是一种思想状态。

可以说，斯奈德与寒山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对自然的认识，有着天然的相近。比如斯奈德认为，努力将历史与那大片荒芜的土地容纳到心里，这样的诗或许更接近于本色，能对抗这个时代的失衡、紊乱及愚昧无知。寒山用一句诗就概述了—“一向寒山坐，淹留三十年”。

斯奈德选取翻译的24首寒山诗，反映了他的文学倾向与欣赏角度。

《无题》 香港和澳门开奖记录

［美］加里·斯奈德译

山上寒冷。

香港今晚最准的特马资料 一直很冷，不只是今年。

嵯峨的陡坡永远被雪覆盖

树木在幽暗的沟壑间吐出薄雾。

六月底，草还在发芽，

八月初，树叶开始飘落。

而我在这里，高高山上，

极目凝望，但我甚至看不到天空。

（柳向阳 回译）

《无题》

〔唐〕寒山

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

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烟。

草生芒种后，叶落立秋前。

此有沉迷客，窥窥不见天。

看完译作，我们会惊觉，寒山的这首诗与斯奈德《砌石》中的一首诗，无论是立意上还是情境处理上都非常相似，甚至还有句法形式也是一致的：全诗无定冠词，只有两个不定冠词，两个谓语动词，最后三行连主语都没有，看起来句法不太像英语，反而接近中国古典诗的现代译文。

《八月中旬在苏窦山瞭望站》

［美］加里·斯奈德

山谷下一阵烟岚

三天暑热，之前五日大雨冷杉球果上树脂闪耀

新生的苍蝇

团团飞过岩石和草地。

我想不起曾经读过的东西

有几个朋友，但住在城里。

喝锡罐中冷冷的雪水

向下远眺，数英里在目

大气高旷而静止。

（西川译）

斯奈德第一本诗集《砌石》的出版时间，仅在寒山译诗发表一年之后，故他的写作受到寒山的影响是肯定的，当中一些诗可以看作斯奈德对寒山诗的领悟与再创造。在《砌石》的后记里，斯奈德记录下了他写这批诗时的心境和状态：

1955年夏天，在研究生院学习东方语言一年后，我与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签约，成了船上的一名助理船员。他们很快就让我到派尤特溪上游流域工作，那片土地到处是光滑的白色花岗岩、粗糙的刺柏和松树，到处都带着冰河时代的有形记忆。基岩那么璀璨，反射着水晶般的星光。白天长时间辛苦工作，伴着铲、锄、炸药，还有卵石，在放弃还是继续工作这样一种奇妙心境中，我的语言放松，恢复自身。我开始能够冥想，夜晚，下班后，我发现自己在写一些让自己吃惊的诗。

《八月中旬在苏窦山瞭望站》是《砌石》中的第一首。诗人独自在山中过着一种简朴甚至简陋的生活，内心充实而愉快。他看到了大自然中最普通的事物，并从这些事物中发现了美，领悟到生命的可贵。尤其最后两句，既是一种姿态的写实，也是一种精神境界的提升—站在高处，胸中没有沟壑，目光自然可以看得更高和更远。这是对寒山诗意的反向延伸，“此有沉迷客，窥窥不见天”—沉迷在山中的景色里，我“甚至看不到天空”。虽然意思相反，反映出来的境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可以说，斯奈德完全领悟到了寒山的精神内涵，在某些细节处理上，他甚至作出了超越式的回应。他说：“我从翻译中学习这种语言的魅力，比如怎样阅读那种（诗歌）形式的中文，体会和欣赏寒山诗歌词汇中表现的那种孤独、偏远的意境。”

元 颜辉《寒山子图》

当战后的诗人进入美国的荒野时，他们发现了类似于中国诗歌中的广阔风景，这无疑满足了“现代人对自然、世俗的清晰渴求”（斯奈德语）。然而，面对荒蛮的风景，中国人与美国人处理的态度是不同的，同样亲近自然，斯奈德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自然诗人，而是一个劳动者。他的大部分关于自然的诗歌实际上都和劳作有关。“我们应该了解自然，应该认识花鸟鱼虫、星星月亮。不认识自然的人就像孤魂野鬼，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是农夫。”在这一点上，斯奈德显然与寒山不同，他的修行是身体力行的，在写作上也有所反映：

《为何运木卡车司机比禅修和尚起得早》

［美］加里·斯奈德

在高高的座位上，在黎明前的黑暗里

擦亮的轮毂闪闪发光

明亮的柴油机排气管道

热了起来，抖动着

沿着泰勒路的坡面

到普尔曼溪的放筏点

三十里尘土飞扬。

你找不到这样一种生活。

（赵毅衡译）

艾伦·金斯堡

如果要找一位诗人来做“垮掉派”的代言人，那非艾伦·金斯堡莫属。王红公虽是“垮掉派”的发起人，然而他从不承认自己是一位“垮掉派”诗人；斯奈德身处这个团体之中，行为处事也倾向于“垮掉派”，但他的诗风却一点都不叛逆，加上后来远走东方，远离诗歌中心，所以也是一个边缘式人物。而无论在处事方式上还是在文学创作上，与“垮掉派”理念保持同步合一的唯有金斯堡。

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26-1997），美国著名诗人。

金斯堡出生于新泽西州一个俄裔移民家庭，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美国共产党员。在高中时期，金斯堡便开始创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歌受到威廉·布莱克、惠特曼、庞德以及威廉姆斯的影响，尤其是威廉姆斯，两人是同乡，金斯堡还在上中学时两人就认识。威廉姆斯对金斯堡的才情十分欣赏，在诗歌方面对他多有指点，但并不认同他酗酒、吸毒等种种叛逆行为。

1954年，金斯堡来到旧金山，加入了“旧金山文艺复兴”圈子，成为“垮掉派”的主将。1955年，他完成了长诗《嚎叫》，在第六画廊诗歌会上，他朗诵了这首诗，由此一举成名。后来诗集以《嚎叫及其他》为名出版，威廉姆斯为其撰写了序言。诗集出版以后，引起社会的极大震动。

金斯堡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尽管他的生活方式和艺术主张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他是佛教徒，熟悉佛教经典和儒家经典，以及中国古典诗词。他喜欢《诗经》，喜欢苏轼、白居易、李白、王维等诗人的作品。在中国古代众多诗人中，他最崇敬的是白居易。1982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美国，金斯堡是美方交流作家之一。两年后，金斯堡随美国作家代表团访华，在北京、上海讲学，并写过一组关于此行的“中国组诗”，是当代美国作家中积极促进中美文化交流的热心人士。在这次访问快结束时，意犹未尽的金斯堡申请单独留下来，去某所大学讲课，以便“深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中去”。中国方面随即安排他去河北保定大学教授一个月的美国诗歌。

金斯堡住进了河北大学招待所，由于患重感冒，后来还转成了肺炎，使他在那段时间的境况十分艰难。不过他还是相当高兴，因为“看到了真实的中国”。他在诗中写道：

学生们手舞着镀了银色的宝剑，

在硬邦邦的泥地上旋转

我走到河北大学水泥制的大门，

跨过街道，一个戴蓝帽子的男人

卖可爱的油条，酱黄的炸面饼圈。

《有天清晨我在中国散步》是一首长诗，诗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下金斯堡从河北大学出来，在大街上的所见所闻，大学生、少先队员、街头妇女、各种小贩……形形色色的人物；再就是烟囱、大市场、简易厕所……这些构成一幅中国市井风情画卷，徐徐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可以设想，当时的美国读者读到该有多新奇！

在中国期间，金斯堡诗兴勃发，一连写了十多首诗，记录下他对中国的印象与思考。这些诗被称为“中国组诗”，后来收录在诗集《白色尸衣》中，1986年于美国出版。

在“中国组诗”中，一组由七首短诗组成的《读白居易抒怀》最具特色，引人关注。在中国之行中，金斯堡在杭州和苏州凭吊了白居易的遗迹，还随身携带了一本由新西兰作家路易·艾黎翻译的《白居易诗歌两百首》，闲暇时经常翻开阅读。也许是与白居易的经历有相似之处—两人年轻时都郁郁不得志，也许是对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艺术主张深有共鸣，白居易成了金斯堡最为推崇的诗人，尤其来到中国后体会尤深，于是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躺在枕头上头很疼

还在读着唐诗

白大诗人说那令我掩面

而泣——或许是他对于老诗人朋友的爱，

我的面颊也是一片灰白头发也是一样的脱落

有封电报对我说，那农业文明的诗人这周进了疯人院

还会有更多顽劣分子被写进历史，或悲或喜

当我回到世界另一头的家时我将会知晓。

（惠明译）

这是组诗中第三首的一节，描写了诗人在中国阅读白居易时的感受。当时，金斯堡的身体状况不太好，重感冒让他容易伤感，而白居易的诗篇使他联想到自己的衰老与地球另一边的诗人朋友的不幸遭遇，至此，他便再也止不住的泪流满面。在第四首诗中，诗人与白居易在精神上作了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

我在枕头上躺平想睡个小觉

却又浮想联翩飘向了

三峡的忠县那白居易做过刺史的地方。

……

这些词句在我的脑中川流不息如河流，如狂风。

“两种思想一同在梦中浮现因此

两个世界合二为一，如果我醒来并开始写作。”

于是我便抬起枕头上的脑袋睁开眼睛

……

（惠明译）

读到这里，不禁让我们想到詹姆斯·赖特写给白居易的另一首诗《冬末，我跨过水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位地方官》：

白居易，秃顶的老政治家

又有何用

我想起你，

正忐忑不安地沿三峡上溯，

逆着激流，帆船正载着你

航向忠州

（赵毅衡译）

两首诗是不是很神似？相似的场景，引发同样的怀思，只不过金斯堡从赖特一个人的怀念扩展到两个人（诗人与白居易）的相交与相汇，似乎变得更有互动性，增加了不少感染力。至此，作为中国读者我们终于体会到：纵使中美两种文化并不相融，然而诗人的情感却是相知相通的。金斯堡无疑理解白居易，这种理解融入了他的情感阅历和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在第五首诗中，他化用了中国古诗的诗意，表现出浓郁的中国诗特色：

而在苏州石桥下

的一条小巷，张继在这儿度过了

一个不眠之夜，被寒山寺的钟声唤醒，

千年前河水拍打着他的小船

因为斯奈德喜欢中国诗人寒山，这次中国行他们还特地跑到苏州寒山寺去寻访古迹。这节诗写到枫桥，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呼应，金斯堡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古诗的特别情怀也由此可见一斑。更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期间，金斯堡没有酗酒，也没有服用致幻剂来激发创作灵感。他如同换了一个人似的，每天早晨一起床就练习打太极，一点儿也不像“垮掉派”的作风。

在这组“中国组诗”中，他还记录下梦见老师威廉姆斯时的情形，也想起惠特曼的《草叶集》，甚至还想起加利福尼亚的超市—从中国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整组诗的时空范围拉伸得十分宽广，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文化视野的广阔度，的确是一组杰出的作品。金斯堡对于中国的感念，还记录在下面这段话中：

我写诗，因为庞德告诉西方青年诗人，要注意中国的影响，编在画中的语言。我写诗，庄子不知道自己是蝴蝶还是人，老子说过水向山下流，孔子说过要尊重老人，我尊重惠特曼。

这种对中国的尊重，归结于美国诗自身的历史，也因为金斯堡的前辈们对中国诗的尊崇。而在继承和发展由庞德和威廉姆斯发起的借鉴中国文化的传统方面，金斯堡在他同时代诗人中，做得最多、最深入。

1984年12月28日，在与云南大学外语学院师生度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之后，金斯堡结束了他的中国之行回到旧金山。

此时，他的诗合集刚刚出版，他正好赶上了首发式。

本文选自《发明中国诗》一书，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

原文作者/谭夏阳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